1937年4月25日上午，陕西延安南天门车站，周恩来换上军装，登上了开往西安方向的汽车。此行关系到国共两党谈判以及红军改编，行程极为机密，随行人员也经过了周密安排。 当时的延安还没有足够的汽车，交通部门临时租用了三辆商用车。周恩来乘坐第二辆，担任警卫和随从副官的是陈友才。这个人办事谨慎，临行前坚持让周恩来穿军装，自己却换上西装，故意坐在显眼位置。 有人觉得这样做太冒险，陈友才却说：“路上情况复杂，不能让敌人一眼认出首长。”他没有想到，自己的这个决定，后来竟真的改变了整支队伍的命运。 车队离开延安后，沿着山路向南行进。道路崎岖，车辆颠簸，周围又多是沟壑和山岭。行至距离延安六十多里的劳山北麓湫沿山附近时，突然传来一声枪响。 枪声很轻，杀机却来得极快。 紧接着，密集子弹从山坡方向射来。第一辆车的轮胎被击穿，司机中弹，车辆失去控制，撞向路旁山壁。周恩来所在的车也被迫停下，陈友才立即组织人员下车还击。 周恩来没有慌乱，随即下令：“下车，散开，寻找掩护！”警卫人员借助汽车和地形进行抵抗，但袭击者人数较多，火力也十分凶猛，战斗很快变成了一场近距离突围。 陈友才看出，如果所有人继续挤在车旁，目标只会更加集中，便让战士们掩护周恩来向山地撤退，自己留下来阻击。西装、领带，再加上沉着指挥的姿态，使袭击者误以为他就是周恩来。 子弹击中了陈友才。即便倒地后，他仍在设法拖住对方。袭击者冲到近前，从他身上搜出一张印有“周恩来”姓名的名片，误以为目标已经被击毙，竟又对遗体连续刺杀。 这场伏击持续时间并不算长，后果却极其惨重。负责警卫的十一名同志全部牺牲，陈友才也壮烈殉职。周恩来、张云逸、孔石泉、刘九洲等人突围后，与赶来接应的部队会合。 消息传回延安，中央立即震动。毛泽东得知情况后，要求不惜一切代价确认周恩来的安全。赶到现场的人员看到，公路上只剩下损坏的车辆、弹痕和牺牲者的遗体。周恩来面对陈友才留下的血迹，久久没有说话。 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，认为陈友才实际上是替自己承担了致命风险。对中央而言，问题并不只是一次普通伏击：袭击者为何能够掌握出发日期和行进路线？他们又为何能在劳山设下埋伏？ 调查很快展开。负责此案的是谢滋群，红军保卫系统中颇有经验的侦察干部。此时延安内部局势复杂，最初有人怀疑事件与张国焘有关，中央警卫部门甚至前往调查。但经过核实，张国焘并没有参与劳山袭击，这条线索很快被排除。 谢滋群没有停留在猜测上。他把重点放到袭击者如何获得情报，以及当地山地武装的活动情况上。办案人员走访群众，核对枪声发生的位置、伏击者人数和撤退方向，逐步发现袭击者并非正规军。 一名当地群众提供了关键线索。此人上山砍柴时曾远远目睹袭击过程，并认出其中一人是当地土匪。起初他担心遭到报复，不愿开口，经过党组织和地方干部反复劝说，才讲出自己看到的情况。 线索指向黄龙山一带的哥老会武装。红军进入陕北后，曾对部分地方武装进行改编和争取，但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国民党方面拉拢，重新从事抢劫、刺探情报和袭击红军的活动。 调查人员随后查明，延安南门附近有人充当坐探，将周恩来出行的消息泄露给了土匪头目李青伍。李青伍等人认为，若能杀害周恩来，既可打击红军，也能向国民党邀功，于是组织人员在劳山设伏。 这意味着，劳山遇刺不是临时起意的抢劫，而是地方反动武装掌握内部情报后实施的有计划袭击。真正危险的地方，正在于情报泄露和地方势力相互勾连。 查清来龙去脉后，陕北方面随即组织剿匪。经过一个多月的行动，袭击周恩来的主要匪首李青伍等人被捕，相关武装被摧毁，叛徒冯长斗也受到惩处。十一名警卫战士的牺牲，终于有了明确交代。 周恩来后来一直保存着一张照片，正面是四人的合影，背面写着：“劳山遇险，仅存四人。”这几个字没有铺陈，却把那场伏击留下的伤亡、险境和记忆，压缩在了一行字里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