拿到确诊单的那一刻，我感觉整个世界在瞬间被按下了静音键。医院走廊里人来人往，喧嚣嘈杂，可我耳朵里只有一阵尖锐的嗡嗡声，像是一台老旧电视机失去了信号。 我死死盯着那张薄薄的纸，视线模糊了又清晰，清晰了又模糊，直到“HIV抗体阳性”那几个字像烧红的烙铁一样，狠狠地烫进了我的视网膜。 我今年32岁，在一家不错的广告公司做策划，年薪尚可，有车有房，是父母口中那个“除了没结婚什么都好”的乖女儿。 我一直以为，艾滋病这种听起来就带着阴暗、混乱色彩的词汇，应该属于另一个平行世界，属于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，属于新闻报道里模糊的马赛克，唯独不该属于我。 然而命运就是个蹩脚的编剧，它不需要逻辑，只需要一个荒谬的转折。我的转折，仅仅是因为三个月前，见了一个网友。 如果时间能倒流，我愿意用我拥有的一切，去换取那个晚上的重来。 三个月前，我正处于一种极度焦虑的状态。32岁的生日刚过，家里的催婚电话像闹钟一样准时且刺耳。母亲在电话里哭诉：“隔壁王阿姨的孙子都上幼儿园了，你还要挑到什么时候？”在这种高压下，我鬼使神差地下载了一个交友软件。我想，或许我也该试着“不那么挑剔”，试着去接受当下流行的快餐式相亲。 后来，我遇到了张明。 他在资料里填写的职业是金融分析师，照片看着斯文儒雅，穿着得体的衬衫，笑起来眼角有淡淡的纹路，显得成熟又稳重。我们聊了大概两周，非常投机。他不像其他男人那样急色，也没有查户口般的盘问，我们聊电影、聊旅行、聊职场上的无奈。他表现出的那种体贴和懂行，让我这个在职场打拼多年的“大龄剩女”久违地产生了一丝悸动。 我想，或许这就是所谓的合适吧。 见面定在一个周五的晚上，地点是他选的一家日料店，环境私密，灯光昏暗暧昧。见到真人的那一刻，我松了一口气，他比照片上更有质感，谈吐幽默风趣。清酒一杯接一杯地下肚，酒精慢慢瓦解了我的防备。那天晚上，我们聊了很多，从诗词歌赋聊到人生哲学，那种久违的被理解的感觉，让我产生了一种名为“爱情”的错觉。 饭后，他说：“时间还早，去我那里坐坐？我有一瓶很好的红酒，想请你尝尝。” 如果是22岁，我可能会警惕地拒绝；但32岁的我，自以为阅人无数，自以为能掌控局面，再加上酒精的微醺和对眼前这个男人的好感，我鬼使神差地点了头。 也就是那个点头，把我推向了深渊。 他家在市中心的一个高档公寓，装修很有品味。在关键时刻，我残存的理智让我推了推他，低声问：“你没有传染病吧？” 他停顿了一下，吻了吻我的额头，声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：“宝贝，放心吧，我每年都体检，很干净，你看我像有传染病的人吗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