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冬天，深圳罗湖一带，几名摄影者走进城中村。镜头里没有如今熟悉的高楼，只有密集的握手楼、狭窄的巷道、临街的小店，以及坐在门口闲聊的年轻女人。她们有的来自内地乡镇，有的刚离开工厂宿舍，身份和处境并不相同，却被一张照片定格在了深圳快速变化的缝隙里。 这类老照片之所以引人注意，不只是因为画面粗糙，更因为它们保留了城市转型时最杂乱、也最真实的一面。那时的深圳，工厂、车站、村落和临时市场彼此挨着，城市边缘并没有清晰界线。白天是工人上下班，夜里则是另一套复杂的生活秩序。 城中村的房屋大多由村民自建，楼层不高，却一栋挨着一栋。巷子弯曲，出口众多，外来人口流动频繁。对打工者来说，这里房租低，离工厂近，买饭、搭车、找活都方便。对治安管理而言，却增加了巡查难度。 有意思的是，很多人当年第一次认识深圳，并不是从高楼开始，而是从一间拥挤的出租屋开始。七八个人合住一间宿舍，床铺之间只隔着木板或布帘。有人睡床，有人睡吊床，月租从十几元到几十元不等。条件谈不上舒适，但对刚进城的人来说，先有个落脚处更重要。 一些女性为了避开男女混住，会主动多交几元钱，请房主另行安排房间。这个细节看似微小，却说明当时的居住秩序还很粗放。安全、隐私和管理，都需要住户自己想办法。 工厂宿舍附近，常能看到成群的年轻人。下班后，他们换上干净衣服，去街边吃饭，或者到舞厅听音乐。那时的舞厅灯光强烈，迪斯科节奏很快，是不少年轻人释放压力的地方。可在热闹背后，人员混杂、纠纷频发，也让治安部门不得不投入更多力量。 扫黄行动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深圳处在高速扩张阶段，人口骤增，部分城中村、旅店、发廊和出租屋成为违法活动藏身之处。公安机关会根据线索开展清查，对卖淫、嫖娼等违法行为依法处理。 照片里那些被带走的女人，不能简单用一个称呼概括。有人确实参与了违法活动，也有人可能只是出现在治安清查现场。新闻照片往往只有一个瞬间，无法交代一个人的来路，更不能替代司法事实。把所有在街边停留的女性都视作违法者，本身就是对历史的误读。 一位老居民曾回忆，巡查时巷子里常有人敲门提醒：“别乱跑，警察来了。”另一人则说：“只要守规矩，做生意、住屋子，都不用害怕。”这些朴素的话，反映出当时居民对治安环境的复杂感受。 那几年，深圳的交通同样带着过渡期的印记。车站售票处分散在几排简易房里，人工售票是主要方式。城中村附近的巴士没有严格固定站点，乘客招手，车辆就停。长途小巴车顶常捆着行李，车厢里挤满了进城谋生的人。 罗湖口岸也远没有后来那样规范。人和货物混行，挑担、拉车、搬运工交织在一起。有人为了省钱，提着沉重货物穿过口岸；有人靠替人搬运挣一份辛苦钱。城市的商业活力，就这样与拥挤、嘈杂同时出现。 华强北早期也不是高楼林立的商业街，周边多是低矮房屋和普通铺面。街边市场卖衣服、鞋子和日用品，处理价、甩卖价写在纸板上，顾客站在路边挑选。那时买一件合身衣服，并不需要走进大型商场，街头摊位就能解决。 深圳的变化，还体现在一些新鲜事物上。1990年，内地第一家麦当劳在深圳开业，西式快餐很快吸引了大量顾客。门前停满自行车，排队的人一眼望不到头。对许多年轻人而言，吃一次汉堡不仅是填饱肚子，也像是在触摸一种新生活。 电话也曾是街头生意。有人在楼下摆一张桌子，接一部座机，替别人打电话收费。那时移动通信设备价格很高，普通工人舍不得购买，打长途往往要反复计算时间。五角钱、几元钱，都是需要掂量的开销。 这些照片把两种深圳放在了一起：一边是工厂扩张、人口涌入和商业兴起，另一边是混乱的居住环境、模糊的管理边界和频繁的治安整治。被清查的女人、深夜等车的工人、口岸搬货的人、街边卖衣服的摊主，都属于那场城市变迁。 老照片不会替人辩护，也不会替人定罪。它只留下了当时的房屋、道路、衣着和神情。至于照片之外的生活，还藏在那些没有被拍下的出租屋、工厂门口和狭窄巷道里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