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5年11月，上海，一本刚出版的解放战争回忆录摆在粟裕机要秘书徐玉田面前。书的作者陈士榘上将已经在当年7月病逝，未能亲眼看到这部《天翻地覆三年间：解放战争回忆录》正式问世。徐玉田翻到序文部分，神情逐渐凝重，读完后，脸色骤变。 引起他不满的，并不是对陈士榘个人经历的记述，而是序文中对华东野战军内部关系、作战指挥权归属等问题的表述。在徐玉田看来，有些说法把原本属于军事部署和工作分工的事情，写成了复杂的矛盾纠葛，容易让读者误解华野领导层之间存在严重不和。 这件事后来在一些华野老同志之间引起议论。徐玉田曾表示：“历史可以讨论，但不能凭想象改写。”这句话听起来直接，却点中了争议的核心。 序文涉及的第一处问题，是1946年泗县战斗失利后的形势。 当时，山东野战军在陈毅领导下作战，泗县战斗没有达到预期目的。战况传到华东局和中央军委后，确有同志从军事角度提出调整指挥关系的建议，也有人认为粟裕更熟悉前线作战，适合承担更多指挥责任。 但“提出建议”，不等于“形成派系”；“存在分歧”，也不等于“内部斗争”。战争环境下，指挥员对战机判断不同，是常见现象。若把这种正常讨论写成“内忧外患”，甚至暗示有人借机排挤陈毅，就会改变历史语境。 陈毅与粟裕的合作，不能用几句带有冲突色彩的文字概括。陈毅长于统筹全局、凝聚力量，粟裕善于捕捉战机、组织战役，两人的工作方式并不相同，却形成了很强的互补关系。粟裕后来多次谈到，自己能够集中精力指挥作战，与陈毅在政治上、组织上给予的支持密不可分。 有意思的是，陈毅后来调往中原地区工作后，中央曾考虑让粟裕承担华野更主要的领导职责。粟裕并没有把这看作个人地位变化的机会，而是强调陈毅在华野具有重要的凝聚作用。这样的选择，恰恰说明他看重的是部队整体，而不是个人名义上的职务。 另一处争议，出现在1947年陈唐兵团的指挥关系上。 当年，陈士榘与唐亮率部南渡黄河，华东野战军一部分主力进入外线作战。中央军委连续发电，要求粟裕尽快渡河，并与陈毅共同加强对相关部队的指挥。8月27日，军委又致电陈毅、粟裕，要求他们率部前往指挥陈唐兵团所属部队。 这类电报的含义很清楚：中央是在调整和加强华野的战役指挥，并非把这支部队变成脱离华野建制、由军委日常直接指挥的部队。战时电报往往简明扼要，后人解读时更要注意上下文，不能只抓住“军委电令”几个字，就推导出另一套关系。 陈士榘是华野参谋长，却经常出现在作战一线，这与他的军事才能和工作习惯有关。参谋长并不意味着只能留在指挥机关，特别是在大兵团机动作战中，熟悉部队、能够处理战场突发情况的干部，往往必须靠前指挥。 因此，陈士榘长期在前线，并不能证明他与粟裕关系紧张。把“前线需要”解释为“离开司令部”，再把“离开司令部”解释为“与主要领导发生矛盾”，中间缺少确凿依据。历史写作最忌讳的，正是这种层层推断。 争议最集中之处，是序文关于淮海战役指挥权的说法。序文称，粟裕因身体不适，曾委托陈士榘负责战役指挥，陈士榘连续多日主持全局。这个说法如果成立，意味着淮海战役华野方面的最高指挥关系发生过重大变化，当然会受到老同志格外重视。 淮海战役期间，粟裕确实长期处于高度紧张状态，头痛、失眠等情况也有相关记载。可是，身体不适并不等于交出指挥权。战役进入关键阶段后，华野各部的调动、围歼黄维兵团以及对杜聿明集团的作战部署，都需要最高指挥层持续掌握。现有较多材料显示，粟裕始终参与华野方面的全局指挥。 陈士榘的贡献同样不能被抹去。他在前线组织部队、掌握战场情况，对作战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；但前线指挥一支或数支部队，与主持整个战役，并不是同一个概念。把局部指挥扩大成全局接替，既夸大了陈士榘的职权，也容易削弱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的实际作用。 陈士榘本人留下的回忆文字，也没有把自己写成淮海战役的最高指挥者。老将回忆往事，往往会提到自己的判断和行动，却未必会主动把功劳全部归于自己。正因如此，后人更应将回忆录、军委电报、战役总结以及相关人员的记述互相参照。 徐玉田之所以反应强烈，并非要否定陈士榘的战功。恰恰相反，陈士榘在华野和新中国军事建设中的地位，本来就有充分史实支撑，无须借助夸张叙述来抬高。将帅之间的关系，也不需要靠制造矛盾来增加文章分量。 历史材料可以有不同角度，但关键事实不能随意挪动。陈毅、粟裕、陈士榘在华东战场上的分工，既有磨合，也有争论，却共同构成了华野连续作战的指挥体系。序文一旦把这种复杂而有秩序的合作，写成彼此争权的故事，难怪会让熟悉内情的老同志难以接受。 特别